柳传志：过几年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028

||2009-02-11

“我想我、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这些人，都有认准目标不受诱惑的特点，都有一个超越单纯的财富的比较高的追求。如果说最不足的地方，我们这代人总体上讲思想束缚太大，创新意识非常不足，能闯出来几个是例外。”

“等中国企业真的做到全球布局，形成品牌市场的时候，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像联想集团的CEO是美国人，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报给中国。但是整体来讲，现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要想以天下为己任，还天下不起。”

南方周末：您这一代企业家非常不容易，人到中年才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投身商界时大都又没受过什么商业训练，但是白手起家、从头摸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果咱们展望一下未来三十年，您认为未来一代企业家需要从您这一代企业家中继承什么？您这一代企业家不具备、未来一代企业家又必须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做企业的时候商业环境不规范，有些人利用环境不规范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继续发横财，还有一些人因为不规范而感到很艰难，但是在艰难中不放弃自己的目标，不受其他事情的诱惑，坚定地往前走，这个肯定要有追求才能支撑得住，我想我、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这些人，都有一个超越单纯的财富的比较高的追求。

如果说最不足的地方，我们这代人总体上讲是思想束缚太大，习惯于按画好的道道往前走，创新意识非常不足，能闯出来几个是例外。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对目标的深刻认识，然后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去实现它，别人做过了我就照人家的方法做，人家没做过我就自己走。这方面，比我年轻几岁的、老三届人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要自己到农村去谋生活，去闯荡，思想上会有大的突破。

南方周末：过去三十年活跃在商业舞台上的基本是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人……

柳传志：1940年代的比较少。我、倪润峰、张瑞敏、任正非，也就这几个。

南方周末：都是巨星级的人物。您觉得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这三拨人，各有什么特点？

柳传志：刚才已经谈到一些了，1940年代的人的非财务回报的追求比较多，比如社会责任，为国家出力，但是思想方法比较受局限，1960年代的人就要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对个人利益比较看重，这个未必是坏事，本来就应该这样。

南方周末：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人挺像的，比如李东生，他是1957年出生的，他跟1940年代的像您，像倪润峰都老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产业报国，但是我观察500强的跨国公司，无论是美国公司、欧洲公司还是日本公司都没有这样的表述。

柳传志：一个农村孩子，知道家里怎么难，千辛万苦出来，如果孩子有良心的话，一定先挣俩钱让父母生活好点儿。我们这代人，中国怎么苦，怎么受凌辱的事儿还知道一些，后面的人根本没感觉，你跟他说和他自己的直接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一九八几年在香港，那时侯香港人把内地人都看成农村人，明显受人欺负，不仅因为穷，穷了以后也做了一些没出息的事儿，比如很容易受贿。我在那儿工作，由不得你内地情结不重。

美国人不一样，一来就以天下为已任，以全球为市场，以社会进步为目标。中国人天下得起吗？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在想国家如何民族如何，后面这拨可能就会淡化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估计就跟美国人差不多了，中国富强就到了那个程度。

南方周末：像马云、丁磊他们建立的企业……

柳传志：他们还是有点民族情节的，再往下可能就没有了。

南方周末：但如果面向未来三十年的话，民族精神、产业报国是不是不大适合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趋势了？

柳传志：这个阶段还得有几年，中国企业真的做到了全球布局，形成品牌市场的话，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像联想集团肯定要把这句话拿掉，联想集团必须是国际化的公司，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报给中国。但是整体来讲，现在这个时期既要看清未来的方向，要有那个胸怀，也别忘了脚下的实际。现在，美国是城里人，中国还是农村人。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三十年中国因为某种原因处在下风，被挤压的地位，比如奥运会咱们好好预备一桌饭请人家吃，人家不但不来吃还说难听话，谁也受不了，并不是我们1940年代、1950年代出生的人这样，你们不也一样吗？

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基于成本优势的企业管理能力，这是国外竞争者很难复制的。”

“所谓跟跨国巨头平起平坐其实主要就是品牌，现在我们做出好东西的能力跟一流强手已经很近了。但是叫人家知道、信你认你这点差得还很远，这不光是企业品牌的问题，也有国家品牌的问题。”

南方周末：三十年努力之后，中国企业在好多领域都做到了全球第一，家电、服装、鞋帽等等，您觉得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柳传志：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利用了方方面面的成本优势跟人家抗衡。对这些成本优势，我们由完全不会利用，到粗放利用，到现在对这些优势有了相当的管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以非品牌形式出海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国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解决了外汇储备，但是由于不是以品牌形象出口，所以利润率比较低。这些年下来，中国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企业，已经能够跟国外的强手展开竞争，但达到更高层次还有待时日。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基于低成本优势之上的企业管理能力，这是其他国外竞争者很难复制的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

柳传志：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优势，第一，成本的优势；第二，市场潜力优势。第二个优势一直没用足，第一个优势也还有空间，还可以更好地利用。

南方周末：中国制造如果在未来想跟跨国巨头们平起平坐，比如说联想要跟惠普、戴尔平起平坐，除了刚才讲到的基于低成本的企业管理能力之外，我们还欠缺哪些能力？

柳传志：所谓平起平坐其实主要就是品牌。品牌的意思，第一，要做得出好东西；第二，要叫人都知道，都认你。我们是能做出好东西的，包括研发，我们甚至可以买人家的研发团队，都做得到，现在我们做出好东西的能力跟一流强手已经很近了。但是叫人家知道、信你认你这点差得还很远，这要有个很艰苦的过程。

这不光是企业品牌的问题，也有国家品牌的问题。比如一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办厂，东西做得还不错，这个牌子就比较容易叫响。一个非洲企业在中国办一个厂，东西也不错，但牌子就难叫响。中国企业已经出去好些了，由于中国的国家品牌本身价值还不算太高，就影响到企业品牌的建立。牌子叫不响该怎么办呢？中国企业主要还是在价格战上下功夫。

南方周末：其实现在中国的国家品牌已经很不错了，这次金融危机那么多国家求中国，包括美国都来求中国，这时候应该是中国企业借力一跃，达到一个新境界的好时机，不知道您怎么看？

柳传志：国家品牌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因为国家品牌主要靠的是经济实力，这次办奥运很成功也是经济实力做基础，像这样的活动都是会给中国品牌加分的。中投公司到海外买资产，海尔和联想的跨国经营尽管磕磕碰碰，TCL的并购尽管受挫，但都是给中国品牌加分的。金融危机以后，国外有些便宜资产，中国企业去买回来也是给中国品牌加分的。但是千万要记住你买的是什么，如果买的是一个企业，你参股跟着人家买好说，你占大股买回来，没有能力驾驭管理层的话就会带来大麻烦。所以跟着人家投钱到外面是非常好的方式。最好就是参股，既可以学习人家的管理，又显示了实力，降低了风险。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之后，如何既把海外企业交给洋人管理，又能以大股东身份管理好洋人，的确是门大学问。很多中国企业家在国内能把公司管得很好，出去管外国人就觉得很难适应。

柳传志：确实有文化磨合的问题，要看中国人在什么位置，当董事长还是当CEO，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管法。国际公司管理团队里可能更多的是外国人，外国人能不能和你的核心价值观一致，这里就有问题，沟通中都会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但都是要想清楚。联想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做一段要复盘研究再调整，原来想得再好的事儿跟实际都会有出入。

南方周末：我们的感觉，相比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国外巨头来中国投资之前做的功课要更扎实。中国公司走出去之前应该反向研究一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验教训，看看他们怎么样适应中国的商业环境。

柳传志：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确实比中国到外国去还要困难。中国市场不那么规范，到今天为止跟成熟市场比也还有差距。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接触不到政府，政府跟不存在一样，但它在支持你的工作。在内地，方方面面都能感到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企业做起来可能就会很困难。

南方周末：刚才讨论中国企业还欠缺哪些能力时，您提到了品牌，提到了管理能力，但是没有提到技术。

柳传志：在咱们国家主要的问题不是技术，是技术转化成为商品的能力，技术换不成钱一点用都没有。技术和科学不一样，技术是很实用的东西，在咱们国家像科学院和大学里有相当多的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但是由于不能转化，所以就变不成钱，因此在我们国家转化机制极其重要，机制好了技术自然出来，机制不好大家傻投半天也没有多大用处，这是一个大的观念问题。大规模商业化，而且有机制保证商业化后那些高技术公司的管理人员得能得到好处，这个问题咱们国家只解决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