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问题与中国的机遇

    |     2015年7月13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238

|曲玲年|2010-04-03

印度有10亿人口,而近50%的人口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印度2004年各类院校的毕业生为280万人,2008年为350万人,每年用于服务外包产业的有效人力供给约在40万人左右。2004年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人力资源的供需比约为1∶1,之后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人力资源瓶颈显现,平均离职率迅速上升到35%,员工年工资增长超过15%,离岸业务单价开始快速上升而交付质量下降。

2008年随着印度萨蒂扬公司的假账问题被揭露,数家印度一线服务企业行贿世界银行事件曝光,印度服务外包讲求诚信和文化相通的光环消散,同时动摇了买家“印度服务不可被替代”的信念。

离岸服务买家十分关注安全问题,包括信息安全、数据中心安全与灾备、交付企业设施安全、政治稳定与地缘政治安全。实际上,近年来印度的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且有逐步升级的趋势,直到孟买爆炸案发生,才迫使跨国买家调整战略,寻找第二服务承接交付地,并与印度形成信息与交付能力的相互补偿。

从2008年开始,许多全球500强买家开始关注中国服务企业的交付能力,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的交付能力逐渐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度出现诸多问题。在此期间,许多国内服务企业获得了订单。比如北京的软通动力、文思创新被波音飞机选为服务供应商,博彦科技、纬创资通开始为爱玛客、信诺保险提供离岸服务,通用电气、沃尔玛、葛兰素史克等企业也在中国转移服务业务。可见,我国第二波以行业需求为代表的离岸转移已经开始。

由于服务外包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与行业的特殊性,所以建议,国务院将服务外包作为独立产业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成为第十一个重点振兴产业,并在国家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进行产业规划。

服务外包的买家在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更加关注信息安全,因为牵扯到大量用户信息的信用卡服务、健康保险、新药研发与临床测试、医疗服务、数据中心服务等业务,所以更加关注目的国是否有完备的信息安全立法。建议加速推动我国《信息安全法》的立法程序,尽速发布中国的《信息安全法》。

随着服务外包产业边界的快速外延且与软件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建议将服务外包产业在即将发布的《新18号文件》中给与单独的产业位置,与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享受同等的产业政策。

近年来,随着多数学院升格为大学,工程专业教育也逐步提高为科学专业教育,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在迅速下降。这给服务外包企业员工入职训练增加了工作量,现已形成一方面服务企业寻找合格员工难,另一方面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建议大学教育建立分级、分类的教学大纲,让工程类教育与工程实习形成有机互补、大学教师与企业资深工程师实现双向交流,降低企业新员工训练成本,拓宽企业的就业入口。

由于服务外包企业的有形资产较少,无形资产价值难以评估,所以造成在今天的金融服务监管体制(我们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伴随制造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不能适应服务业中轻资产企业的需求)下,服务外包企业几乎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服务。

一家优秀的服务外包企业是能向若干家全球知名买家提供长期稳定服务的,他们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拥有稳定的大规模交付团队,已形成自己的核心服务技术及有影响力的品牌,被多家知名国际咨询机构和中介组织赋予较高的行业排名。以往有良好的诚信记录,被知名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记录等软资产,应成为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评价基准,建议银监会通过相应的监管条例,为银行打通向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贷和金融服务的路径。

中国本土在岸服务外包需求已开始逐步释放,这是推动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引擎,而今天较大的服务项目却往往被跨国公司获得。建议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服务需求不论是因为安全原因还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需要都应优先向本土企业释放,政府也应给予类似家电下乡的扶持政策。如确因国内服务企业的行业经验不足难以承接,可要求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组成项目伙伴,共同投标争取项目,以保证我国服务通过需求的释放带动本土产业发展。

根据印度的经验,政府或国企的海外大宗采购都会与供应商签署具有服务贸易交换条款的合同。以波音飞机为例,尽管印度对波音的飞机采购量仅是中国的1/5,但印度却能通过飞机采购交换获得每年近5亿美元的服务外包订单。建议国家能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类似的贸易交换。同时建议,国家领导人有关商贸的出访应给本土服务外包领军企业CEO们一些随团出访机会,以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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