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贝瑞特：重要的是我们喜欢”中国茶”
||2009-02-11
——专访英特尔董事长克雷格·贝瑞特博士
● 1990年代初，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地，几大新兴市场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外看。但中国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出色
● 印度有一些好大学，中国也有一些好大学。
到现在，印度的科技产业投资主要面向软件领域，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基础设施。在中国的投资不仅面向工程技术，也面向与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因此二者在人才方面是平行的，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则不是
● 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了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 我们可以在摩托罗拉身上学到很多。当1990年代摩托罗拉时任董事长鲍勃·高尔文决定在中国投资时，它是世界领先的通信科技公司，然而接下来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很难继续保持影响力。这么多年我们努力在做的不仅仅是维持一种双赢的关系，也是要保持在科技上的领先，我认为正是这一点进一步加强了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不想成为摩托罗拉，同样的，中国也不想后退
克雷格·贝瑞特年轻时的理想是森林看护员，他很自豪如今身为英特尔董事长，自己的年少理想也实现了。他在美国蒙塔纳州拥有一块500英亩的农场，“其中有一片森林”。
当然，他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亲自守护他的森林，英特尔更需要他的“看护”。“我是个步兵，天天要打仗。”这位精力超常的老人在大学时是知名的田径明星，驾驶过F16战斗机，娶了一位驾驶过更先进的F18战斗机的妻子。如今他需要常年在全球飞来飞去，但不是自己驾飞机。“我希望英特尔永远不要有专机。”他说。没有特权者，是英特尔的传统。
1974年，在斯坦福大学拥有材料科学终身副教授教职的贝瑞特，加盟英特尔做了一名技术开发经理。30多年前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斯坦福是顶级名校，而英特尔还在硅谷蹒跚学步。6月23日，他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时解释说，自己当时只是觉得基础研究做的有些烦（boring），想看看在应用技术研发方面有没有天赋。
这使得英特尔在“技术宗师”戈登·摩尔和“管理大师”安迪·格鲁夫之后，又获得了一位“精益制造大师”。外界公认，英特尔能够从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巨人，贝瑞特博士功不可没。这也使他从众多实力强劲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格鲁夫的接班人。
贝瑞特看上去性情温和，谈吐深思熟虑而富有条理，但目光总是像鹰一般。与格鲁夫相比，没人见过贝瑞特发脾气，他更喜欢户外和冒险，更愿意微笑，也更具有外交手腕。但面对竞争时，他同样有着强烈的激情。“贝瑞特比我更有目的性，更有条理，甚至比我还要强硬。”格鲁夫如是评价到。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成功的秘密。”贝瑞特指着面前的茶杯笑着说，“我们喜欢‘中国茶’。”6月25日早上7点半，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在利用早餐时间开完一个会之后，这位传奇老人接受了《商务周刊》的专访。
《商务周刊》：这次是您第14次来中国，中国是您商务访问最多的国家吗？1994年，您第一次陪同格鲁夫先生来到中国，您是否记得当时来中国之前心里对中国的想象？来了之后所感受到的和您预想的有什么区别？
克瑞格·贝瑞特：事实上还有两个国家我去的要更多些，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英特尔在这两个国家有超过30年的生产经验。我曾约30次访问过马来西亚，到菲律宾的次数大概也有20次。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我预想中的中国是一位“觉醒的巨人”，中国的商业正开始欣欣向荣。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从窗口向外望，我见到的是满眼的自行车，几乎看不见小轿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商业活动。我想，北京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首都。当我接下来到上海，则见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马路上是拥挤的车辆，到处商店林立、商业繁华。我当时想这真是个巨大的对比，当香港和上海非常商业化的时候，北京却非常政治化。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一座集商业和政治为一体的现代大都市，而且除了上海以外，我在这个国家访问的每一个地方都已经是非常繁忙，无论是大连、成都还是西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看到繁忙的商业投资活动。总之，沉睡的巨人真的已经苏醒过来，并在快速地前行。
《商务周刊》：1994年的时候，中国的开放式市场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PC在中国尚不普及，英特尔在中国的销售额并不特别大。作为当时英特尔的COO，您看到某种巨大的商业机会了吗？
克瑞格·贝瑞特：的确，当时英特尔在中国的产品销量并不大，但在1990年代早期的高科技行业，以下形势已经很明显：在那之前，高科技市场集中在日本、西欧和美国本土，但从将来的发展前景来看，绝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中国、印度、南美洲、俄罗斯、东欧等地，近来人们也将中东和非洲视为潜在的增长市场。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显然我们所在产业的增长机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是新兴市场和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市场。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很认真的考察了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和其他许多后发经济体。
《商务周刊》：您最初是如何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这些年来您对它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改变？
克瑞格·贝瑞特：就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开始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印度，曾有一个时期的对外隔离，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受到阻碍；俄罗斯在冷战时期显然是一个封闭国家；巴西对贸易和外国投资者也设有非常严格的壁垒。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地，几大新兴市场不约而同地开始向外看。我想这正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回顾起来，中国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比上述其余几个国家表现得更出色。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仍然不是专注于商业和投资，而是更关注其内部事务；巴西政府在贸易方面仍然保持着非常严格的壁垒；印度则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忽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机场、港口、道路、通信等。中国则非常注重吸引外国投资、对外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与其他大国相比，在参与国际商业投资与合作的准备工作方面，中国要做得更到位。相应的，中国从中获益匪浅，也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
《商务周刊》：具体点讲呢？比如以印度为例，他们是在1991年开始改革的，而英特尔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并拓展更多的业务是发生在1994年之后。这些年来你们的中国业务要远大于印度，是什么吸引英特尔更加重视中国，而不是同期开始改革且有相同政治制度并使用相同语言的印度？从未来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的投资吸引力和营商环境会有什么此消彼长的变化？
克瑞格·贝瑞特：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准备得更充分。外商投资需要基础设施的保障来运送物资，需要水、天然气、电力等公共设施的保障。在这些方面，中国可以提供给外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2000年我去印度的时候，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机场还非常简陋，我想这是一个有10亿人口国家首都的机场，却是我见过的最落后的机场之一，而且官僚习气浓厚，程序繁琐。而如果企业想在一个地方建工厂或投资，会非常关注物理基础设施和物资的进出运输能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99年末我在印度德里的一家旅馆里接受电视采访，采访中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不选择在印度投资？就在这次采访过程中却停了3次电，我差点想开玩笑说，这就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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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与中国相似的是，印度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学，培养出一些非常出色的工程师和科学人才。而国际市场始终渴望接纳各类人才。这令我想起有一次我在美国吃中式幸运饼干时看到饼干上的一句话：“世界永远接受人才。”所以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总能找到工作。印度有一些好大学，中国也有一些好大学。到现在，印度的科技产业投资主要面向软件领域，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基础设施。在中国的投资不仅面向工程技术，也面向与制造业相关的产业。因此二者在人才方面是平行的，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则不是。
《商务周刊》：您谈到中国投资环境的相对优势，当时的英特尔CEO是格鲁夫先生，他是犹太人，经历过政治上的歧视，他的经历会不会导致英特尔对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投资有政治风险方面的担心？英特尔高层是否在内部决策中讨论过这一问题？
克瑞格·贝瑞特：我想谈两点，当时我们已经在香港进行了多年的商务活动，接着走进内地市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入地影响内地。我想我们从未用政治的眼光看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了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也有人走过回头路，比如印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向一些外国企业敞开国门，但没过多久，又试图将它们推出门外。我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认同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国家，并且这里也存在一种内在的必然：西方和中国相互需要对方的能量，这是一种伙伴合作关系，比政治阵营重要。
《商务周刊》：1990年代，在中国最成功的跨国公司应该是摩托罗拉。现在，人们认为英特尔是在华最成功的跨国公司之一。我们注意到每当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这样的国策时，英特尔都会有大的投资跟进。这种口号性战略是不会在美国出现的，作为一家美国企业，英特尔是怎么读懂这种口号战略背后的涵义，以及它们给英特尔带来的机会呢？
克瑞格·贝瑞特：我们始终将我们在中国的角色定位于一种长期性的关系之下。我们并没有将“西部大开发”或“振兴东北”视为一种短期的宣言，到成都、大连投资也不是我们在短期内取悦谁的机遇性事件。在中国，长期性的战略和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坚信如果想要建立一种成功的关系，那必须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关系。因此，如果一方说，假如您要在中国投资，我们希望您在这个区域进行投资，也可以使用那里的资源、基础设施、受教育的劳动力，这样双方可以获益，这本身就是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中国只待一段时间，且采用目光短浅的做法，那么我们很可能只在意什么对我们有益，而并不是长远意义上的双方互益。我们始终持有的态度是，我们并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1年、5年或是10年的关系，我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双赢关系通常持续10多年以上。
我想我们可以在摩托罗拉身上学到很多。当摩托罗拉时任董事长鲍勃·高尔文决定在中国投资时，摩托罗拉是世界领先的通信科技公司，然而接下来他们失去了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使他们很难继续保持影响力。这么多年我们努力在做的不仅仅是维持一种双赢的关系，也是要保持在科技上的领先地位，以保证我们继续成长。我认为正是这一点进一步加强了英特尔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拥有科技领导力，我们继续成长，这是对我们而言的两个优势，但同时也将使被投资地区获益。
《商务周刊》：读懂中国，了解中国，一方面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英特尔有什么秘诀来保持与中国如此接近的步伐？英特尔总部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诀窍吗，英特尔中国区在这方面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克瑞格·贝瑞特：最重要的是我们喜欢中国茶。有人曾问我在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是什么，我说你必须喜欢绿茶。
事实上，我们始终努力在中国建立长期性的视野，正如中国政府颁布五年规划那样，英特尔也尝试着以同样的方式制定发展计划。我们拥有长期性的计划来保持技术上的领导力，同时面对我们在世界各地主要的市场，我们必须考虑我们需要在这些市场做什么，来保证我们的技术领导力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
因此我们经常思考我们在中国需要做什么，而不仅仅是说这是你的处理器的月销售量任务。我们得着眼于长期去思考我们怎样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怎样定位自己才能更好地使用中国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因为只有当我们雇佣了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我们才能成功。中国有很好的教育体系，那么我们怎样利用这些资源？我们怎样和政府建立一种互利性的共赢关系？我们怎样在这里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试图制定一个5年计划，不仅仅是5年的销售计划，我们试图建立一种长期的战略关系。
同时，虽然我们是一个总部在美国的公司，但本地市场的资源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通常定期与大中国区的管理层见面，并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与信任。美国总部则主要决定行动计划，并确保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的每名员工都认识到我们在中国的长期性运营是多么重要。
《商务周刊》：我们今年的一大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而英特尔则要迎来40岁生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和英特尔四十年，是两个巨人的成功故事。在您眼中，您认为它们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对于未来，您认为英特尔的战略愿景和中国未来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复兴道路之间，能找到哪些更多的契合点？
克瑞格·贝瑞特：我认为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契合之处。第一，像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只有雇佣世界各地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才才能成功，我们向这些人提供资源和研究资金，让他们开发出伟大的技术和产品，我们也需要适宜的环境、文化和公司结构来让我们的员工利用研究资金开发出好的技术。所以正确的人、正确的投资和正确的商业环境，是我们成功的钥匙。同样，我认为中国能够取得长远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中国有很优秀的人才和很好的教育系统，中国正从目前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为一个创新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是非常关键的，GDP中用于研究的比重也必须提高。中国必须营造好的环境条件去促进创新活动，那便需要正确的政府政策和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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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世界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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