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全球服务中心实录

||2006-09-12

2006年9月10-11日，在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导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新浪独家进行图文直播，以下为互动会“世界工厂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全球服务中心？”实录：

主持人（Vikram Chandra(印度NDTV)）： 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主题是：我们看一下中国从制造业的基地变成服务业的基地，同时用这个机会见证一下中国在转向服务中心这个领域的进程，我们会采取非常开放的讨论方式，我们介绍完之后回答问题，在之前我首先想介绍一下来自不同实体的讨论小组的成员，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Mark A Boyle：我负责埃森哲中国区的业务，此外负责在亚太区的外包，采购方面的协商工作。

Steven Okum：我来自新加坡UPS公司。

Hellmut Schutte：我是在学校。

李稻葵：我有两个职务，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另外他是负责清华大学管理学院。

Sriram Venkataraman：我负责技术，我在中国日本的，我们公司的技术。

Vikram Chandra：先看一下整体的途径，再看一下个人，看中国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的现象。我知道在中国现在有一些关注，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的模式，中国如何激进过渡到服务的中心？

Mark A Boyle：首先我想对中国来说，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破带解决的因素，在服务领域有一些主导的运营商，我想要保持中国的增长速度，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满足WTO的和市场价格调节。

Steven Okum：我认为站在UPS的角度，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的快递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UPS在中国的业务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有自己的航空业务、快递飞机，这是过去五年中取得的一个突破。站在制造业角度，也许外国的公司进入我们的行业，并且把中国的货物运到国外去，我想目前的挑战是，在未来的五年中，中国如何开放它的国内服务市场，如何把它的服务开放，让外国公司向UPS、Fdex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像姆码特和其它服务公司进入中国的服务业市场。

　　 对于WTO而言，我们中国在实现WTO承诺的时候会有很多现象产生，中国必须兑现它的WTO承诺，如果说进入国内市场的话，中国是否能够如期对象WTO承诺，以及中国和美国在去年之前，可以预测进入中国市场的现状，但是对中国而言是体验的过程，必须逐步打入服务业市场，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Hellmut Schutte：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服务行业，并且使它变得具有竞争性，让全球经济受益于此。在开场白中，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人士，全球经济40%的发展来自于服务业，很显然它有增长的空间，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会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服务行业，我们会有更多的购买方式，不仅仅到街上购买。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统计问题，很多企业是坚持所有业务都集中由自己负责管理，但是突然有一些业务分割出去，它要把一些业务分包给其它的部门处理，这是一个挑战，随着中国的发展，消费模式的改变，未来的产业或许得到很快的发展，这涉及到很多的行业，包括教育行业，在未来的十年中，可能服务业在中国所占的比例45%—50%。

Vikram Chandra：在欧洲，在学校，随着经济的发展，它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有时人们会被解雇，这是传统的从工业化进入服务业。

Hellmut Schutte：是的，我们从40—50%服务业的比重，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其他的行业，最少我们还要关注制造业。

李稻葵：在中国服务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我们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服务行业，它是非常强大的，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看不到它的强度，但是我们有很强大的服务业，包括餐饮业、小商店，在每个城市的角落都能看到这样的小店，这些行业已经是非常强大了。中国最大的潜力是在现代的服务行业像咨询服务、会计服务以及软件、编程方面的服务，刚才有人讲到了，我们已经存在着对于这类服务强大的需求，在现代服务行业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值，当然我们会很快地发展。

Sriram Venkataraman：我认为会发展，但是这可能是基于不同的原因。站在宏观的角度而言，如果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全会，我们讲到中国的“十一五”计划，它不仅涉及到定量的发展，还包括定性的发展，其中涉及到创新、可持续性，这将会推动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次，服务将会尽可能发展，随着GDP的发展，人们将会要求更多的服务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来自用户自然的需求。

　　 如果说在每一种可能性方面都存在着相应市场需求的量，整个行业，整个产业将会采取不同的模式，服务业会有它的增长方式。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就会有不同的序列，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目前有很大的发展。

Vikram Chandra：刚才讲到内需的问题，你认为它是驱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还是像出口服务驱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Sriram Venkataraman：内需，国内市场是很大的驱动因素，要实现跨国交易，必须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需要人们的移动性、构思的移动性以及资本的移动。这三点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对于投资的需求，特别是对于资本的需求，我可以想像，这是服务业将会发展的地方。比如飞机的维护，中国在这方面就需要工程服务，这和印度略有差异。

Vikram Chandra：这些优势和力量和长处，看一下国内的驱动因素。

Mark A Boyle：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会起到推动作用，推动效率的提高，在国内行业是这样，推动效率的增高，它可以推动竞争力的提高。国际50强没有中国的公司，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的公司，关于零售业，中国的服务行业，将会看到市场演进的过程。像这些新公司进入市场，将会推动着国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市场，推动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政府已经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看一下效率层面，中国国内的零售行业远远低于国外的同行。事实上，很多企业会被定义很多的功能，很多企业部门承担很多的职责，是国外同行的7—10倍，资源也是驱动因素。

Sriram Venkataraman：在我看来，如果说跨国公司推动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是国内的需求。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服务行业以及中国向国外拓展服务行业，这是不同的概念。

Steven Okum：我们回到国内市场，UPS有零售服务，有UPS的商店。我认为的确有一个单一国内市场，在中国是这样，看一下监管的机制，对于服务行业来说，在中国有31个国内市场，因此如何进行监管，对中国拓展服务必须有很重要的公关工作，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必须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法国、德国、意大利，在中国和欧盟类似，在北京工作，但是在上海零售业的规则可能和北京、广州不同，辽宁是另外一套规则。直到你能够实现像美国那种联邦法能够适用于各个层面的话，影响国内服务行业的话才能够达到目标，但是在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很不同的市场，中国有31个不同省份的国内市场。

Hellmut Schutte：我谈一下国内和区域性的市场。跨国公司和国内的主导公司想成功向国外拓展的话，他们必须提供专业性的服务，从物流到金融服务、会计服务等，这对公司而言是很显著的增长。但是整个专业的服务行业他们存在着不同的背景，我认为他们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驱动因素。

李稻葵：中国的服务行业想取得快速发展的话，让国内公司提供更好、更新的服务，这些新的服务很可能是本地化的，让不同的省份有自己不同的模式，在近期让我们实现这种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如刚才发言人所讲的，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而言，当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话，他们会带来一些来自国内公司有敌意的反映，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趋势，国内公司他们会做相应的研发，以便对跨国公司市场行为做出还击。希望他们能够做出积极的响应，而不是负面的响应。

Vikram Chandra：再讲一下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服务的中心，而不是制造业的中心，国家要想推动制造业积极发展的时候，你是否认为现在侧重于服务行业呢？需要把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作为战略目标，因为这涉及到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Mark A Boyle：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如果看一看昨天有关的报纸，李女士实际上谈到鼓励跨国公司把后台服务迁到中国来，这是非常强劲、有重点的一句话，并且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很多的投资，我在西安拜会了一些医院，并且去医院看了看，并且需了一些学校，其中一个学校离城区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那个地方有互联天线还可以无线上网，我们去了医院，谈是否有能力把那个医院和克利夫兰一家医院连起来，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今天确实能够推动技术的创新，在中国的一些区域推动技术的创新，从相对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在很多先进国家是做不到的，比如说菲律宾、马来西亚，在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做到了，中国政府可以给中国确立非常好的地位，充分利用中国各地的一些二级和三级的城市和各地的省份，这对于中国来说极大的促进中国竞争力，这样可以把中国的服务推向全球市场。

Vikram Chandra：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Steven Okum：把中国变成服务中心会有一些挑战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他们需要外国公司进入，需要外国公司建工厂，需要技术，也需要技术把产品运向全球市场，也需要把其它的产品运到中国来。现在他们认识到需要外国公司进来，以便构成中国的制造中心。就像李教授所说的，外国进入中国服务市场公司而言，需要国际的连接性，一是竞争能够促进中国公司进入更高的层次，我比较关注的是，即使在美国有外国竞争的时候，有迪拜，还有中海油公司收购石油失败了，我这里担心的是，中国WTO承诺，中国必须切实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因为中国想保护国内服务提供商，因此涉及到国际制造的时候，中国无法这样做了。

Vikram Chandra：今后几年情况怎么样，我非常关注，你们是否认为今后几年需要在战略中有所改变。

Hellmut Schutte：我对于战略转移的提法不太满意，如果把跨国公司看成驱动因素的话，并且增加这方面的互动。不仅从地理角度来说，扩展到内地省份，从制造业的运作和发展和研发，把所有问题和活动加起来，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的看法，中国成为世界服务中心这一点非常不一样，因为这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接近客户的问题，服务是由交付服务过程完成的，必须和客户保持很近的距离，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你的客户了解客户的感情，了解客户的想法，我想这并不是中国公司的长处，或者在中国目前运营的长处并不是他们的长处。

李稻葵：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服务中心，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有两个原因，为了要想成为服务中心，必须有一些比较和竞争的优势，要想成为世界服务中心，必须具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对我来说，优势这方面必须做到十分开放，在这方面我想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就进出口而言和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经济开放性非常强，中国从本质上来说和印度相比，是封闭性的国家，从语言和文件，我们处于日本和印度中间的国家，我们从内在的因素来说，我们这个社会比日本这个社会更开放，我们比印度社会封闭一些。

　　 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有足够大了，并且不断地增长，对此我毫无疑问，因此中国经济本身，尤其是经济的制造业本身就可以产生对服务足够大的服务需求，因此中国的服务业没必要到海外去，为什么到海外去呢？因此到海外去必要性不如印度那么大。

Vikram Chandra：我想从印度的角度谈一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Sriram Venkataraman：我是做IT咨询的，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说法，即使在中国决策层也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也应该进入服务业，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服务中心缺乏基本的要素，我认为中国不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服务中心，我不这样看。

Hellmut Schutte：因为完全排出中国成为世界服务中心的可能性，我这里想和你核实一下，在低端这个层面上，在IT外包或者在外包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有利于中国成本因素的考虑，虽然你是印度来的，你有中国可能没有的人力资源。第二，印度和中国没法竞争，我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中国开始提供一些服务，给周边的国家提供服务，比如给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涉及到文化、语言方面的关系，我想在这些领域，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日本公司已经为日本的客户提供服务，但是已经有了。

Vikram Chandra：在这方面印度的优势，比如英语的优势不起什么作用。

Sriram Venkataraman：我不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Mark A Boyle：你说不远的将来是什么意思？

Sriram Venkataraman：不远的将来不是指明天或者下个月，我想处于同样的临界点上，可能是七到十年以后。

Vikram Chandra：七到十年你愿意接受这个数字吗？

Mark A Boyle：不，我表示怀疑，中国成为一个主要服务国家，给印度提出一个挑战，可能是五年，我认为国内的经济和国内的市场在这方面的压力肯定会迫使中国进入服务行业，因为会有很多的人从现有的职业当中会排除出来，必须为这些人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中国应该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在二级三级城市的发展。

Vikram Chandra：有人说七到十年，有人说五年，是否有人会说两到三年中国服务业有大力的发展。

Steven Okum：我更愿意接受更小的数字，印度想学中国，印度想有更多的制造业，中国想学印度有更多的服务业，中国这样做容易得多，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比印度现有的基础设施好得多，你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已经有了一些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涵盖中国的各地和世界的各地，因此如果有合适的监管体制利用网络，只要把这个网络变成中国国内的网络，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国际网络上建立国内网络，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既油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网络，也油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网络，有这个网络服务业肯定获得极大的发展，跨国公司和中国打交道，或者跨国公司在中国内部互相打交道，连接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中国已经有了基础，印度制造业的基础还没有，中国既有制造业，具有服务业比印度容易得多。

李稻葵：我们看一看人才，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服务中心的话，子上一周刚刚入大学的这些孩子们做好准备加入劳动力的大军，以便积极参与公司的工作参与全球的服务。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他们在今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并不是很乐观，即使在清华大学，虽然我们清华大学是中国的领先性的大学之一，即便在我们的大学我也看不到我们有大量的毕业生能够很适应跨国公司需要。

Vikram Chandra：缺乏什么呢？

李稻葵：他们技术性能非常擅长，统计数字用技术方面非常擅长，总的来说在语言方面和在人际沟通方面比较弱。这是他们的弱点，即使用中文沟通比较弱。

Vikram Chandra：两个人比较乐观，两个人比较悲观一点。

Hellmut Schutte：我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一直比较活跃，我同意清华这位先生的看法，也就是说我比较悲观一点，不那么乐观。我认为即使在中国像清华大学主要的大学和复旦大学、北大，在这些大学毕业当中我这样说吧，他们对于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不是很有兴趣，他们非常重视网络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不太愿意学习外国世界的情况，这一点非常让我惊奇，我也感到比较悲哀。我看了我的学生，不管是中国的学生还是外国的学生，在我们的校园里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的大学生，印度的学生在很大程度对于外部世界学到的东西更有兴趣，他们通过把外部世界学到的东西更愿意转到自己的活动。

Steven Okum：我为什么对中国感到非常乐观，除了学生在大学受到的教育之外，中国的学生也从外国公司学到很多东西，UPS在中国经营了十万个小时人次的培训，虽然不是正规教育的一部分，正规教育是一部分，实际公司提供的实际的培训肯定会加强英语能力和思维方式，让他们比较适应西方和全球商业行为，因此我认为中国会加速进入服务行业，我不太愿意低估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实际上正在做大量的工作，中国正在做大量准备工作，准备2008年奥运会，在基础设施等很多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有很多时间的培训。UPS是2008年奥运会的赞助商之一，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找了好多人进行培训，运输一些货物支持奥运会，还有其它的公司支持这件实行。因此我认为2008年奥运会会成为一个加速器，加速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

Vikram Chandra：刚才李教授也谈到了必须接近客户技能，在某些领域，这些领域增长比较慢，在其他领域增长比较快一点。

Mark A Boyle：对于中国而言，进入中国行业最简便的行业就是信息技术行业，比如说面对面交流，在美国、欧洲客户面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有比较强的技术技能，基础设施也不错，并且也想进行革新、进行改进，这对中国是自然的孵化器，促使中国进入企业外包领域挑战在于，这些领域都是由像IBM公司这些公司垄断，为了让中国服务业的提供商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必须用不同的模式，在美国、欧洲，尤其是印度采取的模式。考虑到中国服务行业，尤其是中国的服务行业的性质和不统一的问题，出现新的生态系统，IT行业各公司出现整合，这样就能够使得像IBM和Inforsys利用这一点把服务转过来，Inforsys不认为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为什么在上海进行大量的投资呢，我们从全球客户那里得到的反馈就是说，他们希望中国加入进来，原因有好几个，唯一不我唯一不同意的地方，中国成为世界服务中心的速度我不太同意。

Sriram Venkataraman：从你和我的行业，IT咨询行业来说，我认为对于全球性企业而言，英语是中国的一大弱点，对此毫无疑问，他们会不会赶上来，肯定会赶上，中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如果他们想干什么，肯定能干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看看全球规模市场的机会，全球外包市场规模，第一个最大的机会就是金融服务，在此之后尤其是政府服务、电信行业、制造业在金融服务这一块，我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全球客户不太愿意从服务业的角度把服务交给中国，涉及到透明度、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国内的金融市场远远没有达到程度，这和印度不一样，给客户提供什么，客户需要什么还不太了解，有一些不利于中国成为服务中心的因素，中国社会能做到的一点，中国需要制造企业的世界。

Hellmut Schutte：着重谈IT和业务流程外包方面，我们现在把眼光放得更看一点，谈一谈跨国公司培训的影响之下这些过程会加速，也许我们要看具体行业的情况，也许我们会说，可能会有一些公司正在出现一些公司，突然间会成为世界级一流的公司，今天看一看Inforsys公司，十年以前在座谁也不知道这些公司，谁也不会预测出现这样的事情，有印度这样的公司出现，因此我想说在制药行业，由于有银行方面的要求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获得很大的发展机会，这些领域没有被印度的公司或者由其他的跨国公司完全占据。

Vikram Chandra：我想讲的是，对公司来说，他们都希望这些多样化，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公司都能够实现业务的多样化，不是想把印度的一揽子服务移植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公司而言，在这个阶段是否有融合的现象呢？

Mark A Boyle：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看一下中国，然后再看一下印度。对印度来说，它是把它的服务行业基于本国，对中国来说，服务行业很多还是一些非常原始的状态，这就是带来很多的影响。我们存在一些挑战，中国能否对更好的机遇带来相应呢？刚才讲到是逃避还是响应，在菲律宾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印度外包，再从菲律宾外包，从越南、马来西亚外包，你可能会喜欢到不同的国家外包，但是只能限于一定的程度。

Steven Okum：在中国现在正在实现一种规模经济，你有一些服务的总部，有一些制造部的总部都设在中国，亚洲没有任何的市场能够和中国相媲美。谈到服务行业和制造行业，我觉得制造行业会产生很多的服务机遇。

李稻葵：总体而言，我对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服务中心持悲观的态度，我们有一些不同细分的部门可能会成为全球的服务中心，但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将会面对这样一种形式，跨国公司像IBM这样的公司，他们会把总部放在北京、上海、广州，很快拓展他们的业务，并且向海外拓展，看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利用在培训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利用中国的分支进一步拓展他们整个公司的业务。

Vikram Chandra：中国应该怎么做呢？像语言这些问题，还有在个人部门单独的部门像金融服务部门，中国面临哪些困境呢？

李稻葵：我想除了人才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象，和Inforsys不同，在中国有一些软件公司比如像联想公司，他们希望获得新的服务，并且向全球拓展他们的服务，但是人们对中国的公司还是存在一些疑虑，他们对于选择中国公司的产品还是存在一些疑虑，他们希望获得更多透明的信息。在这个方面印度就有很大的优势，比中国有更多的优势，中国是否介意呢？

Hellmut Schutte：我想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和印度相比，有数十万的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多数都是学成归来，这和印度不同，在中国也获得很高的工资，有很多是制造业方面的人才，这些人他们语言背景也会很好，会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我们可以想像，来自硅谷的一些学生，回国然后形成一个团体的优势开发相应的软件，提供这个市场上的所需，因此我不知道印度的情况如何。

Vikram Chandra：我想对于中国学生回国的问题，这几年来有很多的学生回来，这是不同的现象。我们在服务行业市场规模是非常大的，不仅需要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人才，还需要大量的中级的以及底层的劳动力，同时他们应该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同时还能够写一些软件，这些基本初级的人才也是非常急需的。语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知道中国正在推动英语的普及，在未来是不是很多的人、更多的人会掌握英语这门技能呢？

Steven Okum：五年前我来到中国，我遇到出租车司机都不会说影响，现在20%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讲一段简单的英语。我想这是逐步的印象。如果说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够讲英语的话，期望在不同的行业，除了出租车行业基本服务行业也会讲英语，如果你想成为UPS经理的话，我们在中国有几百个员工，90%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如果说外国人来的话，我们都强迫他们说英语，这个过程正在加速，因此对于语言问题，英语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语言，中国人讲英语的进程也是变得更好了，五年以前你要想跟一般人用英语交流还是很难想象的现在要成为跨国公司的经理级人员必须会说英语。

Vikram Chandra：是这样吗？

Mark A Boyle：我听说在2006年有50万人是注册参加英语学校、英语培训班的学习，这是很大的进步。对中国很大的挑战是，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学位越来越高，他们掌握的英语技能可能还不能够满足他们所提供的工作机遇。比如你想很好的企业工作的话，你必须有很好的语言技能，中国在增长过程中，必须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发展空间，你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公司的需要，你还要满足与国外公司打交道的需要，你要想登上国际的平台，想抓住这样的机遇的话，你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

　　 看一下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会看到很多中国的员工还是做得非常低的，技能要求很低、很初级的工作，很大的原因是他们语言的障碍。看一下英国，我们并没有要求所有到大公司的人都有大学毕业学位，为什么呢？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语言上没问题的，现在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想抓住机遇就必须逾越这个障碍。中国要想在服务行业成为全球的领军者以及让中国的青年人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Vikram Chandra：现在讲到中国市场的问题，在中国还有其他的行业，像金融系统和政治领域，跟印度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Sriram Venkataraman：站在印度的角度，我们不管基础设施，因为最终我们必须能够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在印度很大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有三个问题：一是人的移动性，二构思的移动性。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不同的一点是，印度人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去，任何时间去都没有问题，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他们都愿意走出去，但是对中国来说不尽然。理想而言，在上海工作的人他不见得适合去硅谷工作，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的话，就会遇到问题。第三，货币的移动性，也就是金融系统的透明性等等。如果说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在服务行业的起飞还会面临挑战。

李稻葵：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制造能力总体而言远远低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当然我们有一些已经实现了不断的全球化的经济，这种趋势在继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外的公司在抱怨，认为中国的国内企业还存在保护主义，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的市场发展，进一步加速就会面临挑战。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行业，他们希望获得相应的资金，变得有利可图，满足不同社会行业的需求，所有不同行业都再灌注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挑战。

Hellmut Schutte：我想补充几句，正如刚才这位发言人所讲的，在制造行业投资过度，同时也看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希望让越来越少的人做越来越多的工作，对于服务行业而言，很多经济体都存在同样的现象，不是指特定的IT行业，对于一些公司而言，特点在员工的雇佣方面，大约有一百万人或者两百万人，对一些大公司而言，他们可能是人浮于事的。因此，我想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而言，我们回到服务行业，我认为政府门部门让人们找到机遇，找到就业的机遇，不见得是IT行业，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业。

Mark A Boyle：考虑到印度的背景，站在服务业的角度，特别是IT、IPO，这种服务的需求是不是很少呢？比如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很少呢？

Sriram Venkataraman：这与IPO有一定的关系，在印度你所做的事情不见得是你邻居所做的事情，我们之间没有效仿的关系。

Steven Okum：无论在哪里进行投资，投资于制造业，必须都有透明度，在中国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来到中国进行投资，投资之前必须解决好透明度的问题，产权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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