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软件行业外包:成长中的五大烦恼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0 条评论   |    58

|刘一冰|2007-09-11

  时任市长的薄熙来望着大连海边一片低矮杂乱的棚户区,说——那我们干吧!彼时,是1998年的夏天。

  现任市长的夏德仁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提出要将大连建设成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新领军城市。此时,是2007年6月。

  不到十年的光景,大连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成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翘楚,那片海边的棚户区如今已成为美丽的城中之堡——大连软件园。

  大连软件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软件外包,而与日本建立起来的软件外包合作业务(承接日本软件外包60%的业务,对日外包占出口总量的80%以上)是大连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优势。

  在每年进行的方案商发现之旅(大连行)的活动中,记者走访了众多企业以及大连软件园和大连市政府,体验到了大连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感受了到当地软件行业呈现出来的一种浓厚氛围,也领略到了大连市政府在软件产业的规划、引导上所表现出来的敏锐、魄力和高效。

  同时,记者了解到,作为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大连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积累和提升。我们知道,优化产业结构、寻求产业突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思路,但是,如今的经济一体化表现出极强的联动性。当一项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关联的行业或产业的滞后会成为其掣肘,有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短板效应,甚至会使得该项产业陷入严重的瓶颈状态。

  成长中的大连软件外包产业,有哪些烦恼呢?

  产业规模亟待提升

  软件产业具有高技术、低能耗、无污染、高产出等诸多明显的优势,这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具“诱惑力”。2000年前后,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建设软件园的风潮,“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级别的软件园一时间风起云涌,发展软件产业、建设软件园成为了一种“时尚”。

  目前,我国软件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天津、南京、杭州、西安、成都等。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靳国卫向电脑商报记者介绍到,作为一个新兴的、非省会城市,大连市的信息产业总量占到辽宁省的70%、东北三省的50%,软件业销售收入占全省的54%,出口占全省的83%,这些成绩足以让大连市骄傲。尽管如此,但以大连145亿元(截至2006年底)的软件总收入,在上述竞争城市中仍处于末流。

  另外,4.5亿美元的出口额虽然在国内排第四,位次靠前,但与被誉为“软件外包之都”的印度班加罗尔相比,相差近20倍,甚至不及印度的一个公司。有数据显示,印度外包产业三强TCS、Wipro和Infosys在2006年的营收分别达到32、25.3、21.5亿美元。

  企业实力需要加强

  “我们还没有大连的用友、金蝶、浪潮、信雅达。”靳国卫这句话说明的是,大连软件行业目前还缺乏领军企业,众多软件企业规模都不大。

  据了解,本土企业东软集团的软件外包业务集中在大连,目前企业员工人数超过了五千,大连华信和海辉集团也超过两千,目前大连也仅有这三家能入列全国软件百强企业。

  企业要做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很大程度上是要凭规模的,只有企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才能接到大的订单,否则根本都无法迈入这个门槛。靳国卫表示,并非是人为地设立这个标准,但可以说是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务的一种准入机制、一种行业惯例。

  大连华信对此深有体会。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计划部经理岳雪峰向记者介绍说,公司在一千人以下的时候,有些国际大单都不用去想。员工上千人后,就有公司邀标来找上门来,但竞标时发现只能做这项目中的一部分,想接整体的单子根本不可能。“一是发标方很少发单给规模小的企业,二是那种大单本身就需要有千人以上的团队来共同处理,人员不够是无法承接下来的。”

  另外,靳国卫指出,大连目前还很缺乏以面向国内市场、自主研发为主的较大规模的企业。承接日本软件外包60%的业务,以及对日外包占出口总量的80%以上,这两项指标也就意味着,大连软件企业主要是以外包业务为核心、一切都围绕着外包业务来转,“存在着结构性的欠缺”,缺少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企业。这也是靳国卫“没有大连的用友、金蝶、浪潮、信雅达”一语的另一层含义所在。

  岳雪峰也表示,大连华信如今80%的业务都是对日软件外包,而面向国内的系统集成业务,相比较起来,实力并不强。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连共有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620家,其中外资企业230家,包括IBM、GE、惠普、埃森哲、SAP、甲骨文、DELL、松下、诺基亚、索尼等大型跨国企业,CSK、欧姆龙、阿尔派、FTS等众多日资著名软件企业。但是,在大连投资规模较大的这些外资企业,大多都是呼叫中心、服务中心。如位于大连软件园内的甲骨文全球支持中心,是面向北亚地区的纯粹的支持服务机构。惠普以及DELL、SAP等,也都是其相应的亚太客户服务中心。这些机构基本上属于成本中心,并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

  针对大连企业规模小的挑战,大连市政府的解决思路就是“扶强做大优质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计划在3年内培育两家万人企业,5年内培养四家万人企业。另外,在引进新企业时,要特别注重差异化,避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人才和资源上的恶性竞争。靳国卫表示,希望在大连软件行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流”,带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创新能力不可或缺

  正如上文所述,大连软件产业以外包为核心,“为他人做嫁衣”,这也就造成了大连创新能力偏弱的局面。

  尽管大连也有很多创新成果和本地经济结合很紧密的软件产品,如航运、物流、工业控制等都具有国际水平,但是整体数量少,没有形成大的规模。靳国卫再次强调,大连没有像用友、金蝶等大型的以做本地市场为主的软件企业,这是个明显的弱项。

  外包业务属于“脑力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做得再深入、再庞大,也是为他人打工,目前对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改造的带动作用不明显。通过外包业务,吸引外资、挣得利润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做大、做强本土的软件产业。软件产业的竞争,是目前以及未来全球化分工的竞争,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落到实处,也就是具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的较量,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软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大连软件产业核心技术较少,还没有出现在国内外比较有名气的软件品牌,对未来大连推广自主品牌软件很不利。“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本土的市场做好,我们开发的软件产品一定要为国内信息化建设出力。”靳国卫认为,大连在做外国人的生意,而国内巨大的商机却放任由外国人来获取,“我们没有理由不抢占国内的市场”。

  他表示,要通过抓住国内市场,把本地的软件研发拉动起来。另外,不能一味地把视野放在离岸外包业务上,本地的外包业务同样需要重视,“如中石油、中石化、银行等大型企业,每年也都有巨大的外包业务,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市场。”

  对此,大连本地的其他类型方案商也有同样明显的感受。大连斯马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亮认为,大连地区整个IT行业的重心偏向了软件外包,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人力资源甚至是舆论资源,都严重失衡,非外包方案商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境地。“生存尚难,何谈创新?”外包行业如同吞噬一切能量的黑洞,在它身边,很难得到有效的积累和发展。

  大连本地方案商对当地市场的影响力很有限,更不用说辐射到其他地区了。大连东西方科技有限公司有时会给入驻大连的外企做一些集成业务,其销售总监姜英说,除此外,他们似乎和大连红火的外包产业没有什么关系。

  印度的国内市场做不起来,这已经成为印度软件产业走入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以印度为借鉴。创新和外包,要成为未来大连软件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靳国卫认为,只有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才能让大连软件产业更平稳、更快速地发展。

  事实上,大连市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研发创新。不仅出台很多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在研发、创新上的投入,还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大连兴办研发中心。另外,英特尔公司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的芯片生产厂已经动工,借此有利条件,并抓住大连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所具有的优势,大连在嵌入式、应用软件研发销售方面将会取得突破。

  人才问题需迫切解决

  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地域间在多种资源上存在落差而促成。大连能够成为很多跨国企业的外包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大连目前快速的企业集聚,造成了人力资源供应的相对紧张,软件人才总量不足,需求远大于供给的矛盾很突出,这样也就抬高了运营成本。

  “在今后的3~5年内,大连软件人才的缺口会达到10~15万。”面对欣欣向荣的大连软件行业,靳国卫表达出“幸福的烦恼”。

  不仅如此,大连本地众多非外包企业也深受人才缺乏之苦。“公司留不住人,很多员工做到一定阶段,不是自己主动离开转向外包企业,就是被那些外包企业明里暗里挖走。”大连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庆玲说,大连的外资企业以及外包企业在待遇上都要高得多,还有很多培训和出国深造的机会,人往高处走,“容易造成公司内部人心思动”。

  每次有外企入驻大连软件园,都会有大规模的招聘活动,每次也都会对公司的员工产生一定影响。阿波罗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维杰对大连的人员频繁流动,感到很无奈,但也是司空见惯。“软件企业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人才的流失,对软件企业是致命的损失。”

  另外,中高级人才仍很短缺。靳国卫表示,如今大连软件外包正在走出简单的ITO(信息技术外包)模式,BPO(业务流程外包)逐渐成为主流,一些高附加值的外包业务如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等,已经进入大连,这需要有大量的系统分析师、架构设计师、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以及软件管理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大连的人才结构和数量还无法满足对这些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还有,人才缺口也导致企业开始在其他城市寻求设立分支机构,比如GE在长春、惠普在重庆、华信在北京等地都建设有相应的办事机构,这一方面也分流了在大连的投入。

  “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大连软件产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靳国卫介绍了大连市政府以及全社会正在采取的办法和措施。

  一是学校教育。大连目前有22所高校、5所软件学院基本上都设置有IT专业或软件专业,有在校大学生4万余人,每年毕业1万多,其中一半以上能留在大连工作;全市有40多所IT中专培养“IT蓝领”,每年可以毕业4000多人。

  二是社会培训。目前有100多所职业培训机构,持续性地培养大量IT人才。大连斯马特公司就举办对外的CMMI培训班,将公司工程师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传授出去,既培养了人才,也为企业自身增加了收入。

  三是IBT(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大连东软信息技术学院为例,学院与用人企业开设定制培养,选拔在校学生进入企业定制班学习,选定和企业业务相关的课程,同时由企业的技术人员对学院进行实用课程的传授,并配合企业的实际操作练习,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就能够了解企业的业务,顺利完成向企业员工的过渡,使之成为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大连华信也建设有类似的学院,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国内业务部副总经理张秋菊表示,这种定向、高效的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大连IT企业极受欢迎的方式。

  另外,还有面向高端人才的招聘活动。这几年,由市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参与的招聘活动连续展开,不仅针对国内十几个城市和几十所大学,还在国外走了很多城市,进行大规模吸纳人才的工作。

  “大连要成为国际化城市,就必须获取国际的顶尖人才。要想招到顶尖人才,还必须在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上多下功夫。”靳国卫表示,大连要不断打造硬环境和软环境,形成富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对人才产生一种集聚效应,形成“心往大连”的“人才流”。

  资本市场期待活跃

  如今,资本运作和IT行业结合紧密。但在大连,资本却好像未曾光临过。据不完全统计,上市的软件公司中,北京有48家,上海有10家,杭州有11家,广州有7家,南京有10家,西安也有2家,而大连却没有一家。上市企业的数量并不是衡量当地经济、产业发展的唯一指标,但却能表明该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

  不仅如此,在大连极少有利用风险投资的案例,也很少有企业并购的实例。在记者走访的方案商中,他们大多表示,风险投资和并购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

  为此,大连市政府正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政策和推动办法。比如,建立贷款担保机制,改善中小型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以商业化运作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引入风险投资公司与企业对接;培育专业性的投资服务机构,鼓励一些龙头企业进行兼并和重组,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据了解,目前华信和海辉两大企业正在积极操作上市事宜。

  结束语

  大连软件外包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限于以上所述,还包括比如房价持续攀升造成居住成本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以及某些政策缺乏连续性等。产业环境涉及方方面面,其形成非一日之功,也非短期内能改变,令人高兴的是,执政能力和效率早已得到公认的大连市政府,已经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

  大连正越来越受到全球软件行业的瞩目。在那本曾经流行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书中,作家弗里德曼把大连与硅谷、班加罗尔相提并论。如今,大连和北京被视为“中国软件外包之都”的最后角逐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大连能在这场PK中胜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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