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前猝死富士康续:河南民工深圳生存调查

    |     2015年7月13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978

||2010-02-04

三个月前,许昌青年马向前千里迢迢赶赴深圳,成为当地最大的电子企业富士康的一名见习员工。3个月后,就在这家工厂,19岁的他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本报此前曾连续报道此事)。马向前事件在当地的河南农民工圈子里迅速传播,除了同情惋惜,这些农民工不免重新审视自己的打工之路。

珠三角企业日益严酷的工作环境、不断提高的工作强度、难以保障的个人权益,在十年来涨幅不大的工资面前,落差显得如此之大。

2009年,广东省的人均GDP为40748元,而2008年调整后广东省最低工资分为5类,最高标准为860元,最低标准只有530元。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云集,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技术提高慢,农民工靠出卖劳动力赚取辛苦钱,基本工资无法满足温饱,农民工只好拼命加班,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情况比比皆是,以深圳为例,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900~1500元,其中加班费占了很大比例。

而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内陆地区,普工月工资已达千元左右,大量农民工选择工资待遇更为优越的浙沪等地,或就近择业,相比之下,传统用工大户珠三角的薪水竞争力尽失。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后。《时代周刊》说,中国工人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显然,这是一股潜伏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开始觉醒。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大胆地提出了不同于父辈的职业诉求: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面对珠三角落后的用工模式,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摊开地图,寻找下一个落脚地。

本篇从几个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真实生存状态出发,试图走进农民工在粤打工的历史纵深,展现河南农民工当前的真实生存状态、诉求和群体抉择。

在深圳打工十年存的钱,在深圳买不了10平方米的房子

人物标本:李想,南阳市新野县歪子镇人

打工之路:1999年逃学来深圳打工,至今,已经11个年头了

1999年夏,16岁的初中生李想,借同学的钱买了一支鸟枪,乱打村民的窗玻璃。村民找他父亲告状,他吓得到同学家避难。恰好,同学的姐姐从深圳打工回来,走时要带上自己的弟弟,他也动心了,跟着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李想找工作非常难。最后,一家小公司收留了他和他的同学,但前3个月不发工资,每天只发5元钱的生活费,两个人每天只能吃馒头咸菜。

不久,公司快倒闭发不下来工资了,两个人又回到了老家。春节后,李想又想去深圳。父亲到公安机关给他办理了身份证,李想独自一人去了深圳。

这次,李想被香港的一家电子厂录用,月薪30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可以挣到600多元。2003年,经济不景气,他被裁员。回家休息半年后,又回到深圳,在一家仪器厂找到了工作。“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涨到了500元,加班费是每小时5元,一天加班4个小时。扣除生活费、买香烟及日常用品,每个月存不了800元”。

到2008年,深圳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基本工资涨到了920元,每小时加班费涨到了7.75元,“我们现在主要指望加班,每天要加8个小时班,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光靠基本工资的话,每个月没有多少钱”。

2008年,李想结婚了,现在和妻子住在一间出租屋里,“我们每个月省吃俭用,俩人加起来也就能存2000多元吧。打工这么多年,我们两人的存款不够在深圳买10平方米的房子,也不敢生孩子”。

他说,农民工少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有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左右,大部分每周工作7天。“不加班的话,根本挣不到钱”。更让他难过的是,家乡同来的一名叔叔去年在车间加班时,因为太劳累,右手掌被车床截掉。在当地一名律师的帮助下,厂方勉强赔了15000元,还不够医药费。最后,他的叔叔流着泪回老家了。

无法承受高强度劳动,第一代农民工黯然离开

人物标本:张幸福,信阳潢川人

打工之路:1983年来深圳打工,27年,打工打到“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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