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印比較熱”的思考

客户世界 | 2015年7月12日 | 行业要闻 | 评论已关闭 | 1053

|文鋒|2007-09-24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和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國際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印比較熱”，產生了一些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新看法，諸如“印度GDP增長率會在2015年超過中國”、“印度比中國發展更有后勁”、“印度的民主政治更能促使經濟良性發展”、“印度終將贏得東方經濟霸主地位”等等。那麼，究竟該怎樣看待這些新看法？如何正確認識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發展潛力究竟如何？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印比較熱”，產生了一些所謂“新觀點”，值得我們研究和關注

　　關於中印比較的話題，自20世紀80年代就受到了研究者們的關注。不過，目前國際社會出現的“中印比較熱”，還是進入21世紀后近幾年的新現象。概括來說，出現“中印比較熱”主要背景和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作為發展中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是最具有可比性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與亞洲“四小龍”不好比較，他們都是小的國家或地區，與英法美德等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好比較，他們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與印度都屬於現代化的后發國家，最有可比性:論歷史和文明，兩國都是著名的文明古國﹔論人口規模，兩國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人口大國﹔論自然資源，兩國各有所長﹔論二戰后發展的起始條件，兩國都貧窮落后﹔論最初的發展戰略，兩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國家計劃主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論經濟改革，中國早於印度但兩國都已取得成效。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了多年的高速增長。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經濟也持續了好幾年的高速增長。以上諸因素很自然地使人們把比較的眼光集中在中國和印度身上。

　　其二，中國和印度是亞洲兩個發展中的大國，其快速發展勢必對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一直把西方發達國家作為自己比較和追趕的對象，“趕英超美”是中國早就確定的戰略目標。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快速穩步發展的勢頭，某些西方人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對他們造成威脅，因而頻頻在“中印比較熱”上制造新熱點、新話題，借以分散中國緊盯西方發達國家的注意力。盡管借中印比較，抬高印度，唱衰中國，難以破壞中國的崛起，但至少會分散一些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關注。此外，一些熱衷於“中印比較熱”的西方人士，借中印比較，為自己主觀的帶有政治偏見的意識形態論點尋找新的依據。

　　其三，印度國內存在著很強的“愛與中國比較的情結”。在很多印度人眼裡，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是一個動蕩不安、貧困潦倒的國家”，而印度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和社會指標方面都超過中國。所以，印度當時根本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裡。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超過了印度，而且把印度甩得越來越遠，印度人對此很不服氣。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印度經濟的提速，“印度的這種不服氣情緒就轉化為‘與中國比較熱’，和中國進行比較，找出差距，然后奮力追趕。”《印度時報》在前不久印度獨立60周年紀念日發表文章稱:印度絕大部分人認為，“印度在亞洲是不能隻做配角的，印度未來不僅要在亞洲舞台上充當主角，也要在全球舞台上說一不二。”

　　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借鑒，相互取長補短，這本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條重要經驗。但是如果背離了相互學習、借鑒的原則，帶著主觀偏見，甚至帶著意識形態目的，必然會產生一些不合實際的偏頗觀點。當前，在“中印比較熱”中，國際社會出現了一些所謂新觀點，需要我們注意辨析。

　　(1)所謂的“印度的發展后勁強於中國”、“幾十年后印度將超過中國”。近年來，印度經濟以8％以上的速度增長，外資流入大增，軟件業崛起備受全球矚目，不僅讓印度人找回了自信，更令不少西方學者言之鑿鑿:“印度的發展后勁強於中國”。他們認為，印度未來面臨的國際環境要好於中國，印度國內法律相對健全，印度在人口上佔有優勢，印度國民的英語水平較高。高盛公司近來預測，印度的GDP增長率將要在2010年與中國持平，到2015年會超過中國。有的人甚至認為，幾十年后印度將超過中國，根本原因在於“那時中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印度將是年輕的社會”。

　　(2)所謂的“印度作為民主國家比中國更穩定、更擁有應對政治動亂的經驗”。一些西方觀察家認為，印度是“民主國家”，政治上比中國穩定，而且擁有60年應對政治動亂的經驗。雖然印度還有少數極端激進分子和伊斯蘭教極端分子，但不大可能爆發大規模的革命動亂。雖然印度的政治生活很混亂，但它卻出奇的穩定。印度作為一頭大象的優勢也許終將幫它贏得最后的勝利，“印度終將贏得東方經濟霸主地位”。

　　(3)所謂的“印度在社會資本化和機制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一些西方觀察家認為，在全球化方面，印度有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種姓、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膚色，印度社會是多元的社會。印度有一個3億人口的中產階級。印度現在有一個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的大腦，目前隻發揮出了2％，但是這2％都是非常非常聰明的人，也就是2000萬的人口。所以印度在這方面有很強的沖擊力。在一些西方評論家眼中，印度似乎是一個未來之國，一個熱情、民主、多元化和日益開放市場的國家，“將取代一成不變的專制中國”。

　　對於以上這些觀點，我們稍加分析，就可看出是不足為論的。比如，說印度發展后勁比中國大。僅拿人口、語言方面的優勢和印度中產階級多來作為証據，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印度的人口和英語方面的優勢並非今天才有，要說這些算是“優勢”，那麼，這種“優勢”早在半個多世紀前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就有了，可是，幾十年來，這種“優勢”並未給印度帶來經濟的高增長。再說印度的中產階級多。印度的中產階級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據印度權威機構的統計數字是3億人口。且看印度“中產階級”的標准:一個人的月收入超過1萬盧比(合人民幣1842元)，就可以算是中產階級了。這樣收入的家庭在印度有6000萬個，每戶家庭以5口人計，就得出3億的數目。這樣的收入在中國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再來看所謂“印度社會出奇的穩定”。印度社會是一個種族矛盾和種姓制度矛盾極為復雜的國家，內耗嚴重，沖突不斷，社會動蕩不安，印度有好幾任總理都死於暗殺。這樣的社會能算得上“出奇的穩定”嗎？至於說“印度的GDP增長率到2015年會超過中國”，這也不能說明印度馬上就能趕上中國。印度著名經濟學家和政策分析家莫漢認為:“印度面臨的問題太多了，一味地追趕經濟增長率對印度沒有好處。”

　　■從中印兩國發展歷程的比較，看制度變革的巨大力量

　　那麼，究竟該怎樣正確看待兩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狀況？這裡有必要對新中國成立58年和印度獨立60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情況加以考察和比較。

　　1、20世紀40年代末剛剛起步時:印度經濟情況整體上好於中國。

　　獨立時的中國和印度有著太多的共同點:兩國都是人口大國，由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和入侵，兩國的經濟發展陷入停滯，跌入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列。從兩國獨立時的狀況看，根據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按照1990年的美元價值和購買力平價計算出的數據看，兩國在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人均收入均維持較低水平，中國還有小幅下降，印度情況稍好。195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為439美元，印度為619美元(這是美國學者統計的數據)。相比而言，印度的情況比中國還好一些。

　　2、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已趕上印度。

　　中印兩國獨立后，都選擇了以計劃為主導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這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使中印兩國在較短時間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成就更大一些，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也高於印度。據資料顯示，1952－1978年間，按可比價價格計算，中國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9％和6.0％，即使按照西方學者的判斷，1952－1978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亦高於5.5％。而印度在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30年間，其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3.5％，被稱為“印度教徒增長率”(這個稱法是印度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克裡希那對印度經濟長期增長緩慢現象的一種諷刺。一定意義上批評了印度人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生活態度)。相比較而言，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之前，經濟發展指標就已領先於印度。

　　3、進入21世紀，雖然印度經濟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總體看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實力都強於印度。

　　1991年，印度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了由傳統經濟體制到自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變遷。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以后的20多年間，印度年均經濟增長率為6％。2003－2004年度印度經濟實現了8.5％的高增長率﹔2004－2005年盡管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印度國內總產值增長率仍達到6.3％﹔2005－2006年度，印度經濟增長率為9％。中國從1978年以來，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2006年，中國GDP總額達27350億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印度為8040億美元，不到中國的1/3。2007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率為10.3％，印度為9.3％。總體上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實力都強於印度。此外，據最新資料顯示:中國在基礎設施、識字率、個人電腦使用率等指標方面，都比印度高。

　　通過以上對中印兩國經濟發展歷史進程的考察和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一直較好，盡管發展歷經曲折，其間遭受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文革”等挫折，但在21世紀初，中國GDP超過1萬億美元，人均GDP超過800美元，已跨進中低收入國家門檻﹔而印度GDP和人均GDP均不到中國的一半，仍屬於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那麼，這種比較結果說明了什麼問題呢？概括地講，這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奧秘:制度變革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力量。這一結論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

　　其一，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使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社會結構，是中國經濟得以快速增長、社會生產力得以充分釋放的重要條件。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了一個停滯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根本不足以與西方工業文明競爭。20世紀初期中華民族面臨的全面危機，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逐漸認識到，隻有實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領導中國人民經過了28年的艱苦卓絕的奮斗，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實行了徹底的社會革命，特別是土地改革，是農村社會的一次根本性的制度結構變遷，為后來的農業合作化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隨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徹底打破了舊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雖然這個制度有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但其意識形態導向、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整合力度與運作目標、產權制度的反封建性與原始積累性質，都是朝向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可以說，社會主義制度是發展中大國中國實現發展目標的可靠保証。

　　獨立前的印度是一個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樣面臨著社會發展停滯的問題。1947年印度獨立后，印度繼承了英國的議會政治原則。印度領導人決心以漸進的方式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這兩重目標，即“謀求把達到發展目標和縮小差別結合起來，而同時又避免在革命變革中出現暴力和嚴密控制。”實行“民主”的社會改造是印度經濟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這種改造很不徹底。印度從20世紀50年代起，雖然也進行了“溫和的土地改革”，例如廢除了“柴明達爾”等中間人制度﹔允許小農佃農購買土地並擁有土地所有權﹔通過立法規定地主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等。而實際上，許多土改法令並沒有被真正實施，一些地主為抵制土改，不斷奪佃，使更多農民失去土地而成為無地農戶。總之，印度的社會革命是很不徹底的，它沒能徹底打破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生產關系，沒能廢除幾千年來形成的“種姓制度”。印度傳統的生產關系變化很小，這樣就不可能為國家的工業化戰略提供大量原始積累。

　　其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更符合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要求，有利於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積極性。

　　再來看一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為此，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相信人民、發動人民、依靠人民，在全中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是發動和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代表和實現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因而是一條真正追求和實行民主的道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與發展。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上邁出了新的步伐，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大特點是廣大人民當家作主，享有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利。這種民主更符合現代民主發展的要求，有利於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積極性。

　　印度獨立后，1950年創制的憲法確定了印度的議會民主和聯邦共和政體，從此印度成為西方民主在發展中國家展示的一個“櫥窗”。但是，印度“民主政治”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印度“民主政治”形式上與西方民主制基本上一致，但它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建立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及其發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傳統階級、社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的基礎之上。議會民主制之所以能夠在印度推行，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因為印度社會的“分裂”。印度社會分裂為各種各樣的種姓、宗教、地方勢力集團，社會矛盾很多。為了平衡各個集團間的力量，就必須要有相應的體制安排，議會民主制正好適應了這一需要。在議會民主制下，各個勢力集團通過政黨等政治組織以及議會選舉，使各自利益得到表達，達到一定平衡，社會矛盾得到一定的緩解。

　　但是，印度“民主政治”在運行中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1)印度的民主制度很不完善，總體質量不高，廣大下層民眾還沒有真正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多少好處。經濟發展的好處大多為富人所享有，而窮人卻被發展進程所拋棄。(2)印度議會民主制度的運轉也存在不少問題。實際上，印度民主政治在實質上並沒有給廣大人民以充分的實行民主權利，不符合現代民主的理念。例如，從立法上，雖然規定每個成年人都有選舉權，但由於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仍然存在許多歧視。金錢的作用對民主政治有重要影響。選舉期間賄選現象十分普遍。所有這些，都使印度民主實際效應大打折扣。

　　西方新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認為，民主政治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制度保障。但是，對於民主與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並沒有支持新制度主義的結論。印度“民主制度”下的經濟發展，其民主制度往往被研究者引証為對經濟發展有負相關作用的例証。印度民主制度使各種集團利益互相制約、牽制，各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競選和平衡權力上，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可以說，經濟的低效在這裡換來了社會政治的穩定。

　　其三，社會主義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黨和政府能夠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系，從而使中國政局保持了長期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新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結構變遷，舊社會的各類分利集團(如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封建行會等)都被掃除，社會階層結構相對平等簡單，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都是國家的主人。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其奮斗目標、指導思想和基本綱領，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動員力量，能夠激發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從而為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提供強大的力量源泉。因此，社會主義制度總體效率是高的，能辦成一些大事。政府威望高，執行力強，行政效率高。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就這個范圍來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我講的是總的效率。”

　　獨立后的印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致使分利集團眾多、社會結構復雜的多黨制的印度，難以做到對社會資源的充分調動和整合。這具體表現在，印度政府力量非常弱小，決策很難貫徹執行。印度社會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況使其很難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例，去過印度的人都有這樣一個強烈的印象:印度的基礎設施非常落后。據最新統計資料，印度符合國際標准的高速公路隻有200多公裡﹔而中國高速公路則長達4.53萬公裡，居世界第二。鑒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巨大差距。印度的一位著名的農經學家、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民納森說:中國“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下進行社會動員，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實施虫害管理”，“中國人對農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之間的就業創造有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印度到處充斥著貧民窟”。

　　■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印兩國的發展模式

　　評價一國的發展模式，主要是看這種模式是否適應本國的國情，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模式和印度模式都是根據本國國情確立和發展起來的，都有自身的優勢和不成熟的一面，不能簡單地做結論，更不能受一些在“中印比較熱”中出現的錯誤觀點干擾，看不到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優勢。

　　1、正確看待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為改變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確立了中國特色的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

　　其一，中國發展模式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創造出來的。中國正式開始進入工業化是在1953年，並且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於印度，更遠遠低於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國家，顯示出巨大的差距。為改變中國落后面貌，新中國制定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53年開始實施的“一五”計劃，確立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主導的新中國工業化發展的主要方向，1957年“一五”計劃目標的完成，為新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特色發展模式的合理性與優勢。中國經濟自1978年起，極大地縮短了與發達國家和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水平的差距，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顯示了以下幾個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的重要影響:一是速度效應。中國作為工業化進程中的后起國家，實現了比發達國家還要快的經濟增長。二是結構效應。1978年至2006年，中國的人口結構、就業結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消費結構和貿易結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結構變化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三是開放效應。200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17607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達10663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這標志著中國已經從一個部分開放的國家過渡到一個全面開放的國家。四是體制效應。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顯示，經濟發展對市場機制的依賴得到深化和加強，包括建立和完善市場基礎設施、建立市場體制和實施細則，規范市場主體行為。

　　其三，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可持續性，已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20多年，從中長期觀察，中國經濟仍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因為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發展階段，城鄉建設大規模開展，城鄉居民收入增加，消費結構升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今后20年還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市場潛力很大。

　　2、正確認識印度發展模式。

　　印度自獨立以來，採取了“混合經濟體制”，一直非常強調政府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與中國的“計劃經濟”很相似。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實行了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了具有印度本國國情特點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具有潛在優勢的服務業為基礎。特別是司法、金融體系比較健全使印度擁有一個更利於本土私營企業發展的商業環境，可以說整體的軟環境好是印度最主要的優勢。但是，印度模式也有其不成熟和不足的地方。

　　其一，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勞動力就業難題難以解決。印度儲備銀行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印度2006年－2007年GDP增長率為9.4％，主要產業的增長情況為:農業為2.7％，工業為10.9％，制造業為12.3％，服務業為11.0％。印度2006－2007年度GDP總量為8040億美元，其中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55.1％，工業26.4％，農業18.5％。印度的產業結構使其實際就業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雖然印度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僅為3.1％，表面看起來並不高，但是實際上印度有70％的勞動力都屬於非正規就業，難以保障職業和收入的穩定性。盡管印度有知名的IT專長和繁榮的外包產業，但這與廣大群眾並不相干。整個IT行業大約隻有100萬名從業人員，其產值僅佔印度GDP的4％。印度的增長熱點始終集中在信息科技領域，但是印度信息技術服務出口行業的就業人數還不到其就業總數的1％，無法制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助長了印度的兩極分化。印度目前人口已超過11億，有3.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以下，印度貧困人口佔世界貧困人口總數的一半。

　　其二，印度社會矛盾復雜，內耗嚴重。印度除了原有的宗教沖突和民族矛盾外，印度的黨爭日益加劇，導致政局不穩。許多政治家把精力放在爭權奪利上，無暇顧及經濟發展。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使政府協調難度很大，許多重大決策往往議而不決，決而難行。

　　其三，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使印度社會喪失了不少生機和活力。種姓制度是一種等級制，它把社會按高低順序分成五個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把種姓森然的地位差別，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看作是神聖不可逆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這就完全阻斷了增強世俗平等的社會變革的出現。而且，種姓制度又是一種社會分工，種姓與職業固定挂鉤，種姓決定職業，代代相傳。種姓制度以及它所形成的對勞動分工的基本價值觀是同現代社會相沖突的。印度獨立后，印度政府採取了反種姓主義的立場，採取了一系列提高低種姓人的地位的措施，雖然使這部分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種姓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種姓觀念至今仍滲透到從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到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中，影響和制約著印度社會的變遷，無法充分解放社會生產力。

　　此外，人口問題、貧困問題、失業問題、教育問題、基礎設施問題等，都是制約未來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

　　3、印度在發展經濟方面也有值得中國研究和借鑒之處。

　　通過印度發展模式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印度在發展經濟方面也有值得中國研究和借鑒的地方:(1)放鬆管制，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擴大企業自主權。特別是對新興企業，政府管制更少，IT、軟件和外包服務企業很少像其他行業那樣，有工作時間和加班限制等相關勞動法規的管制，為創業者提供了空間。可以說這是印度改革的中心內容，也是印度經濟發展的真正推動力。(2)避開自己的發展劣勢，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近年來，印度獨辟蹊徑，跨越傳統經濟發展途徑，充分利用自己雄厚的科技和教育基礎，大力發展那些不受基礎設施短缺限制，技術含量高的高科技和信息技術產業，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級的知識密集型企業。(3)作為發展現代經濟的運作基礎，印度的金融體制和法律體制在許多方面日趨完善。印度擁有發達的銀行系統及商業銀行網絡，資本市場發育較成熟，擁有23家証券交易所和近1萬家上市公司。在法制方面，印度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律系統，擁有獨立具有制約功能的司法系統，人們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並建立起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4)企業經營機制逐漸成熟，自主創新能力較強。有力的產權保護措施、對投資者友好的司法體制，資產質量良好的金融體制為印度企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使印度涌現出一批能與歐美公司競爭的世界級私人企業和企業家。印度有不少上百年歷史的企業，它們經營穩定，機制成熟。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私營企業被允許進入重工業、基礎工業以及電信和尖端技術部門，發展非常迅速。

　　■透過“中印比較熱”應明確的幾點認識

　　通過以上對中印兩國發展模式的比較，我們可以認識到，正如印度的發展不會因一些西方人士“唱好”就能迅速改變其貧困落后面貌一樣，中國的發展也不會因某些人的“唱衰”而失去良好的發展勢頭。在比較兩國發展模式的問題上，我們要客觀理性地來分析問題。透過“中印比較熱”，我們應明確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制度保証，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優勢是能有效地整合社會資源，能夠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社會推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現代化后發國家實現趕超戰略的強大的制度保証。我們不要為當前“中印比較熱”中一些帶著意識形態偏向和故意抬高印度“民主制度”的觀點所迷惑﹔要認識到，印度實行西方國家的議會民主制，隻是西方世界認同印度的理由之一。

　　其二，中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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