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热”的“冷”思考

    |     2019年6月23日   |   场景研究   |     评论已关闭   |    193

又到了年报季。2018年年报披露的一大特点,就是金融科技的分量进一步加重,金融科技成为当前国内银行业的第一大热词,上市银行年报变为金融科技“秀”。各类媒体指点江山,各色专家高谈阔论,各位银行高管“现身说法”,从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到区块链,真正是说者云山雾罩、莫测高深,听者或胆战心惊、或热血沸腾。感觉如果没抢到“金融科技”的“风口”,传统银行业的崩溃就在一夕间。

这其中,以招行的表现最为瞩目。招行董事长李建红认为:银行业最大的挑战来自金融科技。他指出:银行业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来自同业而是异业。

“异业的竞争,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麦肯锡前首席有一个预判:当前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15年以后可能有75%会被今天貌不惊人的小企业取代,一个大企业不是被另一个大企业打倒,而是被一批貌不惊人的小企业颠覆、替代。银行业的发展挑战主要是在金融科技,在看清楚这个问题后,我们就要下力气、更大投入。以前银行、实体经济一般都是以资本为核心来开展业务,未来光以资本核心还不够,还要以科技和人才作为核心来发展。基于这样的考虑,发展金融科技还要加大投入。”

“去年招行招聘的新员工中50%以上是IT、DT的复合型金融人才。不像以前银行招收新大学生基本上都是要金融系、经济系,现在要复合型人才,更要有DT、IT的基础。董事会全力支持银行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和发展。”

而招行行长田惠宇的年报致辞简直就是一份发展金融科技的宣言书,逻辑严密,法度森严。总结经验,田惠宇说道:“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渗透互联网文化的血液。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是我们仰望追逐北极星的坚实堡垒。”

立足当下,“今天,我们从未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行业变局的决定性变量来自科技。无论我们情愿与否,科技革命将以几何量级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进而重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银行业尽管已传承数百年,经历多次时代变局,经济周期、贸易冲突和监管政策没有改变银行的商业模式;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也只是为银行提供了更高效的渠道和工具,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则可能从根本上颠覆银行的商业模式。”

展望未来,“势之所向,其锋成王。”“科技变革的滚滚洪流,势必将中国银行业推入以新商业模式取胜的3.0 阶段。科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在肉眼可见范围内,金融科技可对传统银行所有业务及经营管理,进行全流程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和模块化拆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开放性的银行3.0 时代正在到来,它将彻底改变商业银行的服务模式、营销模式、风控模式、运营模式,拓展银行的服务边界,最终改变银行的增长曲线。”

这些极具感染力的分析论断,加上招行一骑绝尘的零售转型先发优势,以及真金白银不断加码的金融科技投入(从利润的1%到营收的1%,再到当前营收的3.5%)和真刀真枪的金融科技探索,招行的金融科技已然“封神”,却也让跟随者无所适从、心生茫然。

科技的推动力不容忽视,金融+科技的裂变威力能惊人,怎么让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科技大潮,作为“大数据决策”的始作俑者,金融科技的行业领军者,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和实践值得借鉴和深思。

一方面,摩根大通银行银行在科技上的投资达到90 多亿美元,其中30% 用于对未来的投资,该行还建立了超过200 名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的大数据团队,“可以与任何一家硅谷的公司相媲美”。早在2013年的致股东信中,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戴蒙就把“技术淘汰”列为摩根大通未来发展的三大隐忧之一;2014年,戴蒙更是对整个银行业发出了自己的警告:“属于硅谷的时代即将到来”,从信贷到支付,硅谷的初创公司通过良好的客户体验和敏捷的市场反应,让戴蒙觉得“每一家硅谷公司都想来瓜分我们的午餐”,与招行“低调的掌门人”一样,戴蒙应对门外颠覆者的方式,就是把摩根大通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这意味着随着我们越来越依靠科技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摩根大通的业务运营而言,我们的科技团队与业务精英们同样重要”,对金融科技的重视和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但另一方面,摩根大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始终客观、冷静,在过往写给股东的信中,戴蒙表达了三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金融科技不是新事物。戴蒙说道:金融科技和创新贯穿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只是今天更快。纵观过去的几十年,银行业一直都在投入大量的新技术。可相佐证的是:早在1965 年,花旗银行曾经成立有一个特别的“战略规划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后来的美国航天局局长,他们的研究提出:当时的花旗银行主要靠利差过日子,没什么前途。他们认为,花旗银行不应该只是一家银行,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以科技、信息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公司。银行新的机会在于“资本增值和服务”,通过运用信用科技使自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有偿的金融服务。此后银行业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预见的准确性,却也反证了金融科技从来不是天降甘霖,凭空而降;也不是洪水猛兽,突如其来。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开发、应用和普及金融科技的进化史,从早期的算盘,到电脑,到网络,到移动工具,金融业既是金融科技的集大成者,也是金融科技的大受益者大赢家。尽管当前的金融科技在加速迭代,但并没有一个瞬间的改变行业轨迹的大事件发生,对待不属于新事物、新概念、新题材的金融科技,既要警觉,也要淡定,非警觉无以应时代之变,非淡定容易被打乱节奏。

第二,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戴蒙曾多次阐述了他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和思考,但是这一切的思考都被放在“服务客户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篇目下,戴蒙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不断创新,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低价的服务”,也就是说,背离金融服务本质的金融科技研发都是南辕北撤、缘木求鱼。

现在说银行业进入了大分化时代,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吸睛的话题了,但很多网络言论认为是互联网金融造成了一些银行的进退失据,显然是天方夜谭,至今,没有一家银行的困难局面是互联网金融造成的,说互联网金融对某家银行造成了大的冲击,这绝对是诿过饰非。金融科技是否是互联网金融的变种?很多人不会以为然。然而互联网金融热潮已然消退,殷鉴不远,金融科技如果虚火过盛,就可能会重蹈覆辙。

第三,金融科技首在微创新。戴蒙提出“大小之处皆需创新”,“许多重大创新源于日积月累的细节方面的改进,直到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的飞跃,而正是这些细小方面的创新使产品或服务更好、更快”,而在他列举的创新项目中,无一例外的是一些微创新项目。

可见,即使是摩根大通银行这样家大业大、实力雄厚的金融寡头,更重视的也是微创新和应用创新,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创新。任正非说过:创新是有边界的,只能聚焦在主航道上,或者略略宽一些,无边界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会误导公司战略。任正非还表示,不要妄谈颠覆性。两位高人一中一外,英雄所见略同,对当下国内银行业的金融科技风潮应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推而论之,笔者认为,中小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力应该更加聚焦和审慎,这是因为,中小银行其实并不具备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革命中一飞冲天、或者弯道超车的能力。这是因为:

首先,没有一家银行是通过互联网或者金融科技力量做大做强的。很多人称颂富国银行在2008 年金融危机中的“弯道超车”,实际上富国银行的规模裂变是因为在危机中捷足先登,灵蛇吞象,收购了规模比它更大的美联银行,不仅是富国银行,除了国内四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外,称雄全球金融舞台的那些国际大行,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等,无不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华丽转身的。反观国外一些以互联网金融为卖点的直销银行、网络银行,要么规模小得可怜,要么也难逃被传统大行收购的命运。

其次,既有的竞争格局已不足以支撑银行迅速做大。几年前银行业特别红火,“赚钱赚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某银行高管语)的时候,很多人抨击中国的银行业搞垄断,事实上,中国的银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且是严重过剩了,如果不是依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海量存款和贷款业务,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要打个对折以上,发展要困难得多,可以说,现有的市场已容纳不下更多的银行,也无法支撑众多银行像过去的黄金十年那样保持普遍高速增长。

再次,由于金融行业对于社会经济稳定性的独特影响力,注定其无法像科技企业那样去运营。保罗•格雷厄姆曾经说过:“互联网企业就像蚊子一样,群体前景光明,个体九死一生”。传统银行这种大象,如何随蚊子起舞?试问谁敢把钱交给一家九死一生的银行?

身陷时下愈炒愈热、如醉如痴的金融科技热潮,中小银行应该坚定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方面,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依然是中小银行的短板和瓶颈,支撑尚且乏力,引领又何从谈起,先走稳了再学跑吧,诚如田惠宇所言“只有足够庞大的客户数量,才能承载科技的高投入和高风险,才能形成足够价值的数据量”,中小银行的正确做法还是执行追随战略,快步跟进。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中小银行完全可以依靠紧贴市场、紧跟客户需求进行“微创新”,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句话发人深省。

一句是富国银行原董事长理查德•柯瓦希维奇说的:“这不是源于使用技术手段去挖掘需求,也不是源于外部顾问的建议,它源于我们的客户和我们那些服务客户的员工。我们在富国银行所做的一切源于客户的需要。”

一句是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说的:“我们只是寻找那些不用动脑筋也知道能赚钱的机会。正如巴菲特和我经常说的,我们跨不过七英尺那么高的栏。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一英尺的、对面有丰厚回报的栏”。

本文转自《看懂经济》;作者:王礼;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约研究员,看懂经济评论作家,著有《富国之本:全球标杆银行的得失之道》、《打造金融堡垒:摩根大通银行战略解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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