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的穿越历史之旅

    |     2015年7月12日   |   文库   |     评论已关闭   |    1163

||2009-03-31

不论是中国古代从谏如流的前鉴,还是现代政府善待民意的例证,都告诉我们,对政府而言,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忽视民意

□《市民》实习记者 张月寒 发自北京

吴赳赳,男;职业:平民;爱好:信访制度搜集。自从坐地铁时误入了一个神秘的入口,乘上了一辆“时空专列”,此人得以进行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时空穿梭之旅。

从远古的尧舜时代,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从恺撒时期的古罗马,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的日本……

“诽谤木”到“敢谏鼓”

来到尧舜时代的吴赳赳,有了新的发现,在帝尧土坯房式的建筑门口,经常出现身着“深衣”(古代一种平民小礼服)的民众,手执一件器物,在路旁一个叫“诽谤之木”的东西上表情坚忍地孜孜凿着。

吴赳赳一开始以为他是宫廷的工匠,后经路人的指点,知道那原来是正在上访的基层百姓。他们往木头上刻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诉状”。这“诽谤之木”,功能基本类似于当今某些单位门口的意见箱。

他曾偷偷观察过木头上刻的字,个个铁画银钩苍健有力,他不由得感叹,刻完一件冤情得耗费多少时间啊,而且,大多数不会写字的人怎么办呢?

吴赳赳乘上了下一班“时空专列”,来到舜的时代。舜的宫殿依然秉承尧时的土坯房风格,只多了些镶陶片门框的装饰。

但是,“诽谤之木”旁又多了个“敢谏之鼓”。吴赳赳走上前去,好奇地拿起鼓槌在兽皮鼓上轻敲了几下。门开了,有两个官吏模样的人走了出来。吴赳赳想,舜果然比尧更进了一步,这样就省得在木板上又刻又画了。

一个奴隶的上访

西周镐京。吴赳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西周,因为他实在不忍目睹我国最初的奴隶生存状态。

吴赳赳站在一望无际分割齐整的井田上,这是公元前821年的一天,周围的奴隶正用青铜耒耜犁着寸寸黄土。汗水在他们古铜色的肌肤上闪烁着悲苦的味道,没有人抬头,没有人流泪,所有人像是辛苦铸成的蜡像。

吴赳赳问一个正在犁地的奴隶:“你们有冤屈怎么上访?”奴隶抬头表情漠然地看着他,那张皲裂的脸似乎没有任何灵魂,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吴赳赳看到了路旁立着的一块发红的石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肺石?想要上访的人必须在此石下站三天才会有人来接待?他快步走上去,见肺石下果然立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人嘴唇表面死皮横飞,瞳孔迅速涣散,眼看就要晕倒。

这时有两个官吏模样的人走过来,问他:“你确实站足了整整三天吗?”那“死皮”点点头,说:“三天,只会多,不会少。”两官吏点点头,说:“好,说一下你的冤情吧,这就帮你‘通天’。”

即使是在遥远的奴隶制社会,民主也总是有它发泄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充满血泪的苦涩和残酷,还是浓墨中那点微弱的苍白,但它毕竟开启了一条民意上达的道路。

“告御状”初体验

当罗马军团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用短剑猛砍迦太基人的时候,中国的汉朝发明了一种叫青铜弩机的东西,用它射箭准而有力,远距离杀敌;当罗马人民在恺撒的独裁统治下相顾无言、为他和克莉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一砖一瓦建造宫殿的时候,中国的信访制,却在人民的推动下出现了“告御状”的雏形——“庶行上书”。

吴赳赳来到汉朝长安,在明德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胡饼(中间夹以肉馅的芝麻烧饼),一路无话。不觉天已晌午,他出洛城门来到郊外。

正走路间,忽然远方传来一阵鼓乐齐鸣、异香扑鼻。回头一看,原是龙辇来到,正中危坐一人,不是皇帝是谁?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路边森林里突然跳出一大袖博衣裹带的草莽小民,拦住浩浩荡荡的车队,手捧状纸跪了下来。

中国古代“拦轿告状”的雏形,正是从汉代开始发源。汉代吏民可事先准备好一封上访的书信,等到皇帝外出时,立即挥臂拦住龙辇,“因嬖人奏之”,亲口将心里想说的话告知皇帝,连邮驿钱都省了。

这款方式,推荐贫苦且喜爱旅游的百姓使用。展开羊皮地图,搜寻皇帝外出路线,从家乡出发,沿途顺便瞻仰景致,一等龙辇经过,立刻跳出来“庶行上书”。

这种方式,发展到唐代,叫“邀车驾”,发展到清代,就叫“叩阍”。

女皇的四只铜匦

飞过了隋代,吴赳赳看到的是,人们用绫罗当拉船的纤绳。到了唐代,那种雍容才是真实、有内涵的。

吴赳赳身着窄口窄袖的丝绸胡服走在长安的大街上,在皮影摊上买了一面绿珠的皮影面具。一转身,邂逅一整个长安的华丽典雅。

如今,西安这座城,也因着唐朝的丰腴曲折,而日渐沉淀下来历史的厚重尘埃。沐浴着长安的市井人声,浸润着闹市繁华的灯火酒香,吴赳赳信步来到则天皇帝的宫殿外围。

紫微星流过,遭遇铜匦。

上阳宫的东、南、西、北四角,立着青、丹、白、黑的四色铜匦,在长安苍茫的夜色下,这四只铜匦显得有些神秘。但正是这种神秘,承载了中国信访史上的一个高潮活动和创新性举措的到来。

四只铜匦,分养民劝农、议论时政、陈诉冤屈、告天文密策四类,百姓可按照不同的冤情类型进行投递,既分门别类,又投递方便,还间接保护了上访者的隐私。

武则天创设的这种“置匦”式的信访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扶桑上访记

吴赳赳换乘了时空列车,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街道潮湿而拥挤,刚建成的地铁出口,吹着冷风。吴赳赳不知不觉来到东京一家警察署,迎面走来一位身着紫色碎花和服的日本女子,看到他时微微地低下头去。

吴赳赳不由得尾随她而去,来到了一间悬挂有“公害课”(类似于日本警察署的某投诉部门)的房间。女子切切诉说着,一位警察摊开本子记录起来,一边说:“是,是,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您是很不公平的。”

原来这就是日本的“苦情处理制度”,是指公民在遭受到公害侵害(主要是还未造成损害)时,到一些相关的行政机关,陈述受害情况的一种非正式性程序的解决方式。主要是为了求得环境纠纷的解决和损害救济的方式。

女子临走的时候,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微笑。吴赳赳点点头,觉得这种公民和政府沟通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确实阻止了一些问题的产生。

直抵高层的声音

最后一站,吴赳赳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激情昂扬但物质匮乏的时代,身边穿行着一位位身着绿军装的男女,墙壁上涂刷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语。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那样一个喧哗与骚动前的历史瞬间,人们的脚步其实充满迷茫。吴赳赳不动声色地来到一家邮局,在装信件的麻袋里看见了不起眼的牛皮信封。

作为这个公共邮政体系投递的几封普通平信,它们也许不是那么规范:缺乏准确的街道门牌号码,缺乏具体接收单位。信封上蓝黑钢笔墨水书写的只是某些抽象、笼统的投递单位——国务院、中共中央等,但信封上那个全国人民无不知晓的收件人,却在一方黄纸上显得异常醒目。

那些名字,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对民意力量的重视;那些信,也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人民的声音,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如何被倾听。

历史无数个经过,雷同无数次重演,民言民意的传达和被感知,是古往今来无数国家的一个相似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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